1994年我去智利看望何塞·多诺索。当天晚上参加了圣地亚哥文化中心的一次活动，多诺索夫人说在那里可以看到智利总统艾尔文。但最叫我高兴的是在那里巧遇海梅·巴尔蒂维索和夫人。60年代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时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个左派作家，智利发生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他长期流亡国外，直到皮诺切特下台了他才回国。他约我去他家。
我与北外老同学张隶一起去看他。在苏克雷大街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那门牌号，大门破旧，我们犹犹豫豫地按了门铃。是老师亲自开门的。那是一个大杂院。老师把我们引进一幢船舰式的房屋里。房屋的结构像聂鲁达在黑岛的故居。但聂鲁达的故居有如世外桃园，浓荫覆盖下，面向大海的“船舰”停泊在那里。而坐落在闹市的大杂院里的“船舰”给人的感觉只是颓败。家中陈设简朴，一张中国门神，一具中国卧柜，上面挂着老式黄铜大锁，柜上摆着的宜兴紫砂壶、景德镇瓷盘和汤匙都是主人对中国之旅的怀念。老师请我们吃茶点：茶，面包片抹鳄梨或果酱。我们促膝谈心畅叙别情：32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！
当老师得知我在研究魔幻现实主义，并苦于不得要领时，就搬开火炉，搭上木梯，以他1．85米的个头钻进阁楼——那里是他的书房，从电脑里调出一篇文章，就是他研究这一题目时写的专论，他打印了一份送我，这对我不啻雪中送炭。
张隶有事先走了，老师让我留下。等夫人回来后，我们三人一道去参加由老师主持的一本书的首发式。我在院子里东张西望，想当然地找他们的小汽车。哪怕他的汽车再破我也不会吃惊的。但是，哪里有什么小汽车！老师领着我们大步流星地上了大街，去挤公共汽车，连出租车都不坐！上了车，当然是老师买票。这点面子总得留给他。我和老师的夫人找了个位子坐下来，而头发全白的海梅老师却直直地站着。我明白，哪怕他年纪再大也要“女士优先”，这就是他的骑士风度。
夫人和我说开了悄悄话：由于多年流亡在外，回国后两手空空，一大把年纪，已不易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在智利以写作为谋生手段实属不易，他在大学兼几个钟点的课聊以糊口，但每到假期，接不到下学期聘书时就抓耳挠腮了。夫人说他们的小儿子正上大学，用的所有教材和参考书全是复印的。写书人竟买不起书。
首发式地点在圣地亚哥市普罗维登西亚区文化中心。大厅宽敞、干净、温暖，灯火通明。来宾中有不少老年人。因为今天首发的这本书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，是一本怀旧的书。作者是路易斯·卡斯特多。
1936－1939年的内战后，失败的西班牙共和派中有一部分流亡到拉美国家。一些进步人士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。聂鲁达当时被派往法国任领事，专门负责西班牙移民事务。西班牙共和派流亡政府好不容易买到一艘旧轮船“温尼伯号”，流亡者冒着生命危险躲过纳粹潜艇的围追堵截，经历几个月的艰难航程，抵达智利这个安全的国家。智利人民唱着西班牙战歌像迎接亲人一样接纳了他们。流亡到那里的西班牙共和派是一批知识界的精英，日后他们在智利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而另一艘葡萄牙轮船“塞尔帕·平托号”好像是“温尼伯号”的亲兄弟，把德国反法西斯战士载向墨西哥。1940年聂鲁达到墨西哥任总领事，负责安置流亡到那里的西班牙人和德国人。胡安·鲁尔福当时也在移民局工作，不过，当时他只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小职员。我曾就读的墨西哥学院由著名作家阿丰索·雷耶斯创办，当时就是利用这群来自西班牙的学者当骨干的。
作为智利作协主席的海梅老师主持了首发式。他向听众介绍了作家和作品。由于他也有过长期流亡的经历，发言虽然简短却充满感情。接着路易斯发言，看来他很激动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。一名大学生开始朗诵作品片段。他算是“我们系”的同学，因为我是智利大学文哲系的访问学者。随着那年轻的声音我们仿佛亲临30年代那硝烟弥漫的战场……
接下来大家端起香槟酒，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自由交谈，或是向路易斯表示祝贺，或是拿着当场买的新书请作者签名。海梅把我作为他的学生和何塞·多诺索的译者介绍给路易斯。他对来宾中唯一一位东方人很感兴趣。我满以为他准会送一本书给我，因为在中国的首发式上，出版社赠书，作者签名，外加一顿美餐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恐怕没有多少人去。然而在圣地亚哥满不是那么回事，要书就得掏钱。
买书的人还不少，那些老头、老太太们没准就是当年的西班牙流亡者，或者是他们的亲友吧。
这时候吉他、小提琴响起，几位年轻人唱起了西班牙内战时的歌曲。还是由我的“同学们”唱的。一首小合唱很有节奏感，听他们唱着，我好像看到共和派的战士们乘着夜色越过厄布罗河。另一首是吉他伴奏下的独唱，深沉而悲壮，好像歌者面对着雅拉马山下尸横遍野的战场……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我虽然置身于异国他乡，在时间与季节和我国完全相反的遥远国度，但在这些昔日的流亡者中间，我只感到心暖融融的，只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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